《读书》新刊 | 王海龙：新见白求恩晋察冀手稿释读
编者按：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珍本—手稿书库中，王海龙搜寻并发现了一批白求恩赴华之前以及他在延安和晋察冀写给中共中央、国际援华组织及其亲友的大量亲笔信，并据此展开对白求恩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人生历程的阐释和高扬。谨以此文纪念白求恩逝世八十周年。
新见白求恩晋察冀手稿释读
白求恩（一八九〇年三月三日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加拿大援华抗日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华民族遭受侵略的时候，远在万里的他义无反顾地离开家园投奔到中国血与火的战场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在中国，他拒绝了跟条件较好的国民党政府合作而执意到延安，到最危险、最艰难的晋察冀抗日前线跟八路军和抗日民众在一起。仅一年半后，他献身于中国的土地。
人们很难想象，作为一个外国人，白求恩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成长岁月是怎样的，他来中国前的政治背景和心路历程又是如何，使他在当年做出了这样惊世骇俗的举动？——非常有幸，笔者前不久在纽约发现了白求恩出国前以及他在延安和晋察冀写给中共中央、国际援华组织和其亲友的大量亲笔信。这些第一手的珍贵文献披露了他的心迹及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一、引子：巴特勒发现
一年前，查找中国现代史文献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珍本—手稿书库不期而然地发现了一批中国抗战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寄往纽约援华总部的亲笔书信，这里面透露出不少此期延安跟欧美援华国际组织间交往的秘辛（Special Collections;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Butler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札中都提到了当时中共恳请欧美和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抗战特别是支援八路军医疗设备，并关注晋察冀战区伤病员救助等问题。其后朱德、董必武等人的信中也屡谈及此。在这次发现的信札里，这个主题自一九三八到一九四四年几乎贯穿整个抗战始终。由此可见，这是当时中共领袖所关心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这批手稿文献中亦有宋庆龄的大量信札和工作文件，其中多次提及白求恩和美—加派遣援华医疗队问题。它涵盖了从白求恩和他的团队离开温哥华抵达香港、他们在汉口跟周恩来的交接，直到白求恩去世后宋庆龄亲笔书写的悼念文章等，这个主题也是贯穿始终。
这两大交叉的线索在白求恩身上凝结成一条主题线索——白求恩及其援华医疗队去中国是与宋庆龄及其领导的国际组织团队有直接关系的。我沿着这条线索入手，在这一百八十余箱资料中仔细地搜寻，找到了大量白求恩在中国抗日战场书写的文件、书信、手稿原件及其相关文献材料。这些资料弥足珍贵，它们对还原史实、破解当时美国和加拿大政治、战争舆论及其对华关系等问题是一把解谜之钥。
二、这批手稿的价值和意义
为了深刻理解白求恩中国之行的起因，真正解析这批文献的意义，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他此前的生命史。
在奔赴中国抗日战场之前，白求恩活跃在西班牙战场。西班牙内战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导火索，那时几乎全世界的热血青年都集聚到这个反法西斯战场。白求恩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刚从西班牙战场回北美休整，他返回的目的是为西班牙战场募捐急需的医疗经费。在北美巡回募捐途中，白求恩得知了中国抗战全面爆发的消息，他马上决定去支持中国的抗战，旋即雷厉风行地动员简·伊文等组成援华医疗队（JeanEwen, Canadian Nurse in China, p.159;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Toronto, 1981, Canada）。
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白求恩自温哥华启程，于当月二十日踏上中国土地香港，然后赴汉口。他拒绝到国统区服务，认为当时最缺乏医护关照的是八路军，他不惜跟同行的美国医生帕森斯闹翻而分道扬镳，坚持要去延安（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 pp. 258, 430;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Canada, 2011）。
在汉口，由周恩来安排，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白求恩和简·伊文携带珍贵的医疗物资自河南山区经西安辗转几百里，途中被日寇飞机、骑兵多次轰炸和追杀，终于在三月底到达延安，并在当夜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Jean Ewen, p.95）。白求恩五月初赴晋察冀前线。自此直到牺牲，白求恩一共在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了大约一年六个月的时间。
在这短暂的时光里，白求恩在战场抢救伤病员数千人，亲自开刀动手术逾千例，帮助八路军建立了数十个流动医院并指导制造了大量医疗器材。同时，他还编写了四部教科书，创设了一所培训医护人员的学校。仅在他刚抵达晋察冀的一九三八年，他就跋涉了将近一万零二百里，其中将近一千三百里是完全徒步的。
在戎马倥偬、血与火的岁月里，白求恩除了上述艰苦卓绝的工作，还挤出工作和休息的间隙撰写了大量的报告文学、散文和书信，拍摄了大量战地影片和摄影作品，向西方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暴行，歌颂中国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的这些原始记录忠诚于史实；他的写作态度是表达心声，是就事论事、原汁原味地纪实记事。仔细审读这些饱蘸着烽烟和岁月遗痕的记录，其中既有抱怨、欢乐和抒情，也有批评和建议、计划和展望；但毋庸置疑，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从白求恩心里流出来的话语，这些文献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白求恩。
三、这些文献包含了哪些内容
如前所述，奔赴中国前，白求恩刚从西班牙战场上撤下来。他对遥远的东方和中国并没有多少概念，更难说有清晰的认识。但有过多次战场经验的白求恩知道这个东方的文明古国是多么需要医疗资源。在汉口，白求恩看到了被空袭轰炸得满目疮痍的城市，看到了被炸得四处飞散的军民尸体以及残肢、内脏，还有惨不忍睹的难民和伤兵。他此生从来没见到甚至没想到过世间竟能有此惨景。
而其后的逃难过程更使他难忘，他数次跟死神擦肩而过。其间，美国和延安都不断收到白求恩遇难的报道。美国报纸甚至已经刊登了他的死讯，白求恩却挣扎着到了西安。
在路上，白求恩携带给八路军的药品和器材被日军毁了大半，他几乎是捡了一条命。在西安，白求恩坚持即刻奔赴延安。而到延安后，他又坚持火速奔赴前线。考虑到他的安全和当地培训医护人员的需要，中共中央曾经考虑把他留在延安，却被他断然拒绝。他不只是拒绝，而且是暴怒。白求恩听闻此决定后的直接反应是在窑洞里举起手边的一把圈椅猛掷出去，圈椅砸穿了窗棂直飞到院子中。——当然，白求恩后来为自己当时的暴躁道了歉。不过，他的道歉是有条件的。他说：“我可以为我的冲动道歉，但你们也要向前线拄着双拐的伤员道歉！”
初到晋察冀，白求恩发现抗日前线特别是游击区太缺乏医生了。这儿的医护人员绝少有人受过起码的医学训练。因为前线极度危险而且薪水又少，即使二三流的医生都不愿意去那里工作。伤兵们为祖国抗战出生入死却得不到起码的照顾，负伤后只好等死，而老百姓的情况则更糟。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希望。
虽然当时政府无能、军阀混战、官员贪腐发战争财，但他看到了中国老百姓抵死抗战无坚不摧的决心和力量。白求恩深情地写道：“我们这里是中国最活跃的游击区，常年都有非常激烈的游击战。……日本人说他们‘控制了’这个地区。这种声言是可笑的。这里，他们看上去是控制了大的城镇，但事实完全不同。他们能控制的，只是二十二座城池。此外，这里还有一百个大乡镇，他们掌控了其中七十五个。还有两万个村庄，他们却连一个都没能控制。而‘控制’城市就像是‘控制’了一头老虎。你也许以你能‘控制’这样的一头巨兽而骄傲，但你更应该害怕若稍不留神它会干什么。……日本人在这里设置的傀儡政府看上去在城里还能维持着，但在乡村它们则是全然失败的。我们自己的地方政府才是广大老百姓认可的唯一的政府。”（“To a Canadian Friend,” 1939, 08, 15; Special Collections）在给美加友人写信时，谈到八路军和根据地，白求恩从来都是称“我们”，而且在每一封信的结尾都非常自豪地签署“晋察冀军区医疗顾问白求恩”（Special Collections）。
“你们要把我当作一挺机关枪使用，我不是明代的古董瓷器！”这是白求恩在晋察冀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解放区军民都对此语耳熟能详，他们甚至把它编成小品剧在欢迎白求恩的晚会上演给他看。而另一点让白求恩自豪的是——他好几次在给美加友人的信中声称——自己差不多是整个晋察冀前线战斗的年龄最大的八路军战士。
他说的是事实。当时晋察冀战场战士平均年龄为十八到二十二岁。直接厮杀在抗日战场第一线的，慢说外国人，即使中国军队将领像他这个岁数的也是绝少。白求恩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大九岁，比贺龙大六岁。而那时威震整个抗日战场的骁将王震比白求恩整整小着十八岁呢！白求恩实实在在是这个抗日战场上最老的一个兵！
在晋察冀，白求恩吃着粗劣的食物，常常连续工作三四十个小时不休息，但他号召大家要最大限度地使用他。到了后期，白求恩的身体状况已近崩溃。其实作为医生，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但他不能看到伤病员无人照料，不能无视军民忍受痛苦，他竟舍不得为病危的自己施用当时稀罕的抗生素药物。他常说：“请不要担心我的健康，最重要的是伤员。一个医生就是为了伤员而活着。如果医生不为伤员工作，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读着这滚烫的话语，今天的医生也应向他致敬。
一九三九年春的一次战斗中，白求恩又奔赴前线，在战火中他持续工作了近七十个小时，为一百多名伤员做了手术。一位伤员病危需要输血，他撸起袖子就献血。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上说，那时的中国由于固有的文化传统，若想动员献血极难。但是这次经过他的示范，军民们深受感动而踊跃献血，不久后在这里甚至形成了献血志愿队，极大地保证了抢救伤病员的需要（Letter, 1939, 08, 23; Special Collections；2. Manuscript of Dr. Ma Hai-the, “I Knew Dr. Bethune.” 1939, 11, 15）。
随后，白求恩竟在四个月时间内艰难跋涉近两千里，抢做了三百余例手术。为求就近抢救伤员并促使其康复，军区在前线周边组建战地流动医院，在百姓家里安置伤病员。巡诊途中，白求恩进一步发现战争的伟力在人民中间。他在给海外朋友的信中感动地说，老百姓家家是病房、人人冒死救助伤员，中国人创造了奇迹。
白求恩也极其强调要培训医护人员。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非得帮助八路军培训足够的医生和护士才能拯救更多战士。白求恩组织起医疗干部、医护人员甚至农民研制药材、制造医疗器械；他创办了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他还编写了《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战地救护须知》《战场治疗技术》《模范医院组织法》等多种战地医疗教材。
刚到晋察冀时，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给白求恩每月一百元薪水，他回电拒绝，但中央坚持，他最后只好收下并用这些钱来买医药和给伤员补充营养（Letter, 1939, 09, 30; Special Collections）。此外，白求恩还将自己带来的所有医疗器材和物品都捐给了前线。
我们今天很难想象那时晋察冀前线物资的匮乏和面临的危境。白求恩奔赴战场时曾经请求带一些最低限度的药材去火线，但总部却连他最低限度的要求都不能满足。白求恩申请带五十磅酒精，只能给他十磅；连要一点普通的精盐都没能满足；战地救护亟须的石膏布一点儿没给；甚至最起码的肥皂都缺。白求恩就是在这样极度艰苦的环境下救助了无数的伤病员。
医疗物资的困境竟成了导致白求恩牺牲的一个令人扼腕的原因——八路军缺少最起码的手术手套！白求恩在日志和书信中屡屡提到在手术中他裸手为伤员取弹片和碎骨头而多次割破手指引起发炎。手指发炎后白求恩不舍得用药和手术，而只是泡在盐水中消毒（以往这样治愈过好几次），但最后因白求恩身体实在太弱，导致其免疫力崩溃并发败血症而致不治……
如白求恩生前所誓言的，他倒在了中国抗日战场上。但令人扼腕的是：白求恩在去世前本来打算临时回趟加拿大的。为何要回去呢？他要控诉！他要把中国人的抗战和面临的困境报道到国际视野。同时他要到美国和加拿大去为中国抗战宣传和募捐！他把这一意愿写信告诉了加拿大友人。同时，他也需要治一下自己的病：他的一只耳朵已经全聋三个多月了（Special Collections）。此外，他还患有严重牙病，眼镜也出了问题。
他本打算可以回去过圣诞节，但他的行程一拖再拖。后来打算二月份可到加拿大，但日本鬼子的反扫荡提前开始了，白求恩觉得战场需要他，而选择留下，最终却没能离开。
四、白求恩是怎样炼成的
白求恩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西方的辞书和工具书、传记中，他的头衔远不止这些。当然，他的本职工作是医生而且是位名医——他是皇家医学会会员（“BETHUNE, HENRY NORMAN”，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vol. 16; University of Toronto，2011）。同时，他也是一位医疗器械发明家。白求恩还是位教师、军人（白求恩在不同时期曾经正式参加过加拿大陆、海、空三军, 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 p.26,29,36. McGill-Queen' s University Press, 2011）、艺术家、宣传家；他还是文坛发烧友，出版过广播剧、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发表过诗歌（Larry Hannant, ed. The Politics of Passion: Norman Brthune’s Writing and Ar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有趣的是，白求恩还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画家，他创作过宏阔的大型壁画，而且他的油画还被邀请参加过专业级别的展览。
The Politics of Passion: Norman Bethune' s Writing and Art （来源：Amazon.com）
当然，白求恩的终极身份是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的战地救护，是战地输血的最早发明者和实施者（Paul Weil, “Norman Bethu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ood Transfusion Services”. Ed. By David A. E. Shephard, Norman Bethune, His Time and His Legacy. Published by Canadi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1982）。
他的最后身份是共产党员。在当时的加拿大，共产党是非法组织，他的身份不能公开。他一九三七年自西班牙战场回北美募捐和做宣传巡回讲演时，被死缠烂打的记者问久了，便宣示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引起了轩然大波。
“人们称我赤色分子。”（Roderick Stewart, The Mind of Norman Bethune, p.73, Fitzhenry & Whiteside, Canada, 1977）——这是白求恩离开美洲赴华时被公认的最后身份。
来到中国后，白求恩的身份又叠加了。他不仅是名优秀的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八路军医疗卫生学校的开创者、医学教材的写作者和军队医疗教育家。白求恩为八路军以及以后的解放军乃至新中国卫生系统创建了规范的医疗体系标准并制定了正规的军医护士操作准则。他的方法也影响了其后我国全民医疗保障系统和巡回医疗制度的建立。在新中国现代医疗体系建设方面，白求恩是个缔造者和革新者。
其实，白求恩早就跟中国有一些关联，若不细心挖掘，这些线索很容易被忽视。白求恩先祖是从英法奔赴美洲的，其家族虔信宗教，主要职业为传教士和医生。他的一位叔祖曾经在一八一四和一八一六年两次到中国广东做过皮毛贸易，这是他家最早的中国渊源（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4）。对白求恩成长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祖父，其为一名杰出的外科医生并在医学院任教。白求恩的父亲却是一个不成功的教士，他经常失业、搬家，使白求恩的童年奔波转徙，充满动荡。
白求恩是个要强且敏感的孩子。不安定的童年使他经常转学，很难交上朋友，这让他自小养成了倔强、独立和孤独的个性。其后，他在青年成长期经常要打工积攒学费。他当过侍者、轮船工、伐木工及教员等。早年接触社会下层及外国移民苦力的经历使他养成了同情心和人道主义信念。后来他考上了医学院。但是，他大学尚未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他报名参军志愿去欧洲战场。在战场上白求恩负伤滞留欧洲疗养。其后他在英国和欧陆继续完成学业。
那时候的欧洲自认为是西方文化正宗而把美洲看成其殖民地，敏感的白求恩在欧陆几乎被视作二等公民而受到歧视。这种感受让青年白求恩刻骨铭心，这成为他终生崇尚人道主义和捍卫人类尊严平等的思想基础。
医学学成后返美的白求恩事业顺利，但他在美国底特律的行医经验使他痛感社会的不义和人间的不公。他发现被自己视为崇高的医疗事业并不高尚，穷人和富人患病得到的治疗和受重视程度有天壤之别。他对此强烈反感并像堂吉诃德那样向这个制度发起挑战。白求恩无偿替穷人看病并且公开讨论美—加医疗体系的弊端，他的义举触动了体制和同行的利益，使他几乎成了行业公敌。但他年轻气盛，夜以继日为穷人看病，最后自己不幸染上了肺结核。
肺结核在当时是绝症。白求恩初涉医界，其时并没有多少积蓄，他辗转求医的切身经验更使他深悟病人的无助和苦痛。当时治疗肺结核多用保守疗法，治愈率很低。白求恩冒险发明气胸疗法，以自己为实验品治愈了自己的绝症。死里逃生的他却因祸得福，成了这个领域的名医并被邀入皇家医学会。
成名后的白求恩仍然坚持推广全民医疗。这使他跟美—加医疗界和保险业的嫌隙更深。未几，白求恩有机会去苏联参加国际学术会。他参观并盛赞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开始“向左转”，而被当局关注，被视为激进分子。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几乎全世界的热血青年包括海明威、毕加索等都去参战，白求恩自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战场。在他从西班牙回美洲宣传募捐之时赶上了中国抗战爆发；白求恩得知中国比西班牙更需要救死扶伤的医生，于是他直接转战奔赴中国，到了晋察冀。
从上面白求恩的成长史中可以看出，白求恩的世界观和后来共产主义及国际主义思想的形成及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绝非一时冲动，亦非欧美人所讽喻的所谓英雄主义情结，而是他的终生信仰所致，是他血脉里的成长经验，是他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精神激励的结果。
白求恩在奔赴西班牙战场前曾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生为资产阶级，死为共产主义者。革命万岁！”（Larry Hannant, p.116）在一九三八年初他奔赴中国战场前，他向加拿大共产党提出，他加入美—加援华医疗队的唯一愿望是：“如果我牺牲了，请让全世界知道我是共产党员！”（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 p.241）加拿大共产党最终履行了承诺,满足了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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